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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安徽省经信委主任牛弩韬介绍，目前安徽省工业占ＧＤＰ的46%左右，制造业占工业的近九成，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当前，以跨界融合为特征的“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先进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渗透，网络化、绿色化、智能化制造模式逐渐普及，为地方制造业跨越发展打开了“机会窗口”。安徽将坚持一手抓高端制造业培育壮大，一手抓优势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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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要做好结构调整特别是化解产能过剩中出现的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工作，加强对他们的技能培训和就业任务，进一步健全就业援助制度，落实好困难人员的兜底帮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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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这一新的历史节点回望，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全国人民矢志不渝、接力奋斗，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为加速世界减贫进程贡献中国力量。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席大大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握全局、运筹帷幄，对扶贫开发事业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不断推动扶贫事业向前发展。 这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减贫实践－－党中央把贫困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推进扶贫开发工作不断走向深入 “总书记知道咱们这儿困难，来访察访察生活好不好，不叫咱受罪。他进来屋里，和我拉家常，可是亲切。”回想起２０１３年元旦前夕，总书记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严寒、踏着皑皑残雪登门看望的情景，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７０岁的村民唐宗秀至今仍难以忘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天寒地冻的陇原大地，到人迹罕至的塞外边疆，从巍峨险峭的大山深处，到透风漏雨的棚户陋室，席大大总书记多次来到我国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察真情、看真贫，为推进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指方向、想办法，一场扶贫开发的攻坚战在华夏大地打响。 贫穷，是文明社会的顽疾。消除贫穷，是执政党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回溯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以果敢的勇气毅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贫穷宣战。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开拓者，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积极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确定国家重点扶持区域和人口，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 “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扶贫开发事业提升至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高度，制定了两个中长期减贫规划，实施了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区域开发战略，推动扶贫工作向前发展。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完善国家扶贫战略政策体系，扶贫开发从专项扶贫为主转向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从政府为主转向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我国大扶贫工作格局初步形成。 推进扶贫开发，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顺利推进，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亿万贫困群众“中国梦”的实现。 “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在当前扶贫攻坚的历史新阶段，席大大总书记将扶贫开发提升到全新的战略高度。 “席大大同志担任总书记后，第二次离京考察就到了革命老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河北阜平，此后又到甘肃和湖南专题考察指导扶贫开发工作，他心里装着穷苦百姓，对扶贫事业有着很深的情结。”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 进山区、走边疆、访老区、入海岛－－通过这张蜿蜒曲折的扶贫路线图，人们可以体会到习总书记对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高度重视。 “距离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剩下短短六、七年时间，但我国仍有８０００多万贫困人口，时限紧、任务急，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在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看来，中国扶贫如今已进入冲刺阶段。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有计划、有资金、有目标、有措施、有检查，大家一起来努力，让乡亲们都能快点脱贫致富奔小康。” “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要把扶贫开发工作抓紧抓紧再抓紧，做实做实再做实。” “一起来努力”“加快”“抓紧”－－这既是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和殷切希望，也是新时期扶贫开发的动员令、冲锋号。 面对紧迫形势，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到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从北京的中南海到贫困村的村头，以席大大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对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一系列战略部署：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伟大使命。 从战争年代的让人民当家做主，到土地制度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从改革开放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到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最终让贫困地区困难群众和全国人民一起奔向小康，再到实现每个人心里的“中国梦”，让每个中国人脱贫解困、过上美好生活的使命始终一脉相承。 在中国共产党人伟大使命的感召下，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不断取得深入： －－从１９８６年年人均收入２０６元，提高到２００８年底的１１９６元，再到２０１１年底的２３００元，国家扶贫标准实现１０多倍增长，更多的贫困群众得到扶持； －－从“输血式”的生活救济型扶贫向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开发型扶贫，从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扶贫到滴灌式的精准扶贫，我国扶贫开发方式日渐科学精准； －－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到向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转变，我国扶贫攻坚主战场进一步向关键区域转移。 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不断推进下，我国实现６．６亿贫困人口大规模脱贫，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经验” 金秋９月，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兴平乡达西村，党支部书记沙吾尔·芒力克和全体村民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南海的特殊回信。 “得知在村党支部带领下，近年来村里又有了不少新变化，各族群众像沙漠里的胡杨一样根连着根、心连着心，日子越过越好，我为你们高兴……达西村的发展变化说明，有党的好政策，有各族群众齐心奋斗，就一定能让乡亲们过上舒心幸福的生活。”席大大总书记在信中写道。 “过去一家人挤在土坯房里，仅靠种地为生，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穷得直掉眼泪。后来扶贫政策进了村，工作队带领我们修路、种果树，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日子越过越红火。”从女孩不愿嫁的贫困山旮旯，到人均纯收入过万元的小康村，位于川滇交界处的四川省筠连县春风村６０岁村民朱永芬见证了这一变化。 春风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映射出中国农村从贫困走向小康的沧桑巨变。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地区受经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制约，发展相对滞后，贫困人口数量众多。１９７８年，我国贫困人口为２．５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３０．７％。 在西方世界眼中，社会主义中国一度是“贫穷”的代名词，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村一度是地球上最落后的地方。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决策部署下，经过不懈努力，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０年，参考国际扶贫标准，近半数中国人摆脱贫困；在我国大幅度提高扶贫标准的背景下，到２０１３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８．５％。 “贫困人口减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就。”中国扶贫发展中心副主任曹洪民认为，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为农村地区消费力的提升、国家经济内需的提振起到支撑作用，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６５年来，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使中国彻底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为人类战胜贫困、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实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６５周年招待会上，席大大总书记豪迈地说。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若泽·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在谈及中国成功减贫给世界的启示时说，中国的努力是使全球贫困和饥饿人口减少的最大因素。 短短３０余年，６亿多人摆脱贫困，被世界银行称之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这样的“中国奇迹”何以发生，成为全球减贫事业的历史之问。 “与国外民间的、小规模的生活救济不同，中国是举全国之力，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进行扶贫。”在汪三贵看来，无论是扶贫资源的动员和调用，还是具体项目的实施和推进，这种带有强烈“政府主导”色彩的扶贫模式，是中国实现快速减贫的重要原因。 两次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连续１０年在“中央一号”文件部署中推出一揽子减免税费增加投入的惠农之举、号令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省区，为近亿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向１２万个贫困村派出驻村工作队……“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以人为本，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扶贫特征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一大创举。 “在长期实践中，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以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为根本途径，政府主导、社会帮扶与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普惠性政策与特惠性政策相配套，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衔接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中国的扶贫实践丰富了世界减贫模式。”国务院参事汤敏如此评价。 中国独特的减贫经验得到国际组织的高度肯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指出，中国将她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贫困中脱离了出来，“我们呼吁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 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跨越－－以席大大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谱写中国扶贫开发的历史新篇章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减贫成就世界瞩目，但党中央对我国贫困现状的认识依然格外清醒： 到２０１３年底，按照国家扶贫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８２４９万。 特别是１４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最是难啃的“硬骨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六成，医疗支出仅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６０％，劳动力文盲、半文盲比例比全国高３．６个百分点，还有数千个村不通电，近１０万个村不通水泥沥青路……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中国扶贫攻坚，如何完成伟大跨越，续写新的篇章，成为时代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全新考题。 “推进扶贫开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好思路、好路子。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找准突破口。”席大大总书记的讲话，为我国新时期扶贫攻坚指明了方向。 －－既要整体联动、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重点、加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 科学扶贫、精准扶贫、内源扶贫，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下，一系列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不断推出。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今年起，一项举世罕见、规模浩大的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近１亿扶贫对象、１２万个贫困村将逐步建立起“专属档案”。 一份档案一份情，一个农户一对策。建档立卡不仅是简单地登记名字，还要分析什么原因致贫，再逐户制定帮扶措施，有针对性地予以扶持。这项庞大而复杂的基础工作完成后，扶贫开发将告别底数不清、目标不准的“漫灌”扶贫，转而进入更加有的放矢、精准到户的“滴灌”扶贫新阶段。 “情况搞清楚了，才能把工作做到家、做到位。帮助困难乡亲脱贫致富要有针对性，要一家一户摸情况，张家长、李家短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在河北省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时，席大大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诫当地干部群众，做好基础工作，关键是要做到情况明。 通过对贫困的“精准制导、定点清除”，改“漫灌”为“滴灌”，可以把宝贵的扶贫力量用到最急需的地方。 “前几年每年毛收入不到１万元。今年有了针对我们的贷款政策，养牛能挣３万多元，手头也有余钱了。”得到专项贷款后，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偏城乡双羊套村３５岁的回族群众苏克元喜上眉梢。 “贫困地区要把提高扶贫对象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针对一些地区以贫困为荣的不良现象，席大大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改革创新扶贫开发体制机制特别是考核机制，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 我国自１９８６年起开始设立贫困县，旨在集中资源扶助最贫困的地区。然而，部分地区出现了“哭穷”争戴“贫困帽”的现象。 究其根由，此前各地官员考核办法中，基本是以ＧＤＰ论英雄，有了贫困县的帽子可以享受诸多政策红利。与此同时，扶贫工作基本没有进入考核体系，一些地区的转移支付资金多成为县里满足政府运转的“饭碗”，而非扶持农民脱贫的“追加资本”，形成“富县”与“富民”两层皮现象。 对此，２０１３年底，在党中央的部署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６项扶贫开发工作创新机制，排在首位的就是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 “这项改革可谓切中要害。”汤敏认为，在新机制作用下，今后贫困地区党政干部将不再被ＧＤＰ考核所束缚，能把更多精力放在扶贫开发上，将引导地方官员真正把群众生活冷暖放在心上，全力扶真贫、真扶贫。 －－贵州省实施“生态扶贫”工程，拟用９年时间将２００多万贫困人口搬出大山，拔掉“穷根”。从深山里搬出的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堕却乡移民毛二平激动地说：“只要能从山里出来，就一定会有出路！” －－安徽省金寨县在全县贫困家庭中筛选出１０００户特困群众开展“光伏扶贫”，在贫困家庭的屋顶建起“光伏电站”。沙河店村村民方荣军说，现在不但用电不用再花一分钱，电站还能赚钱，一年能相当于多养两头猪的收入。 从“解决温饱”到促进发展，缩小差距；从数次扶贫攻坚行动到“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的强音，中国人民与贫困的战斗逐步走向“决战”之势。 在以席大大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投身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洪流，以创新鼓起扶贫攻坚的风帆，就一定能打赢扶贫攻坚这场硬仗，谱写我国扶贫开发的历史新篇章！（参与采写：吴晓颖、邹欣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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