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看到，浙江宁波建立一套行政审批的地方标准化体系，“把‘抽屉’‘口袋’‘脑袋’里的标准与要求放到桌面上，使审批安博app下载更规范了。”
近日，国务院印发《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其中指出，“在推进监管方式创新、优化政府服务中，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探索实行‘互联网+监管’的新模式”。一石激起千层浪，“互联网+”新模式的提出，深刻揭示了现阶段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充分体现了中央与时俱进的施政理念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互联网已经成为广大群众参政议政、表达诉求的重要平台。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国务院出台的《方案》进一步要求，必需借助“互联网+”新模式的东风，全面落实简政放权， 推进简政放权，深化创新“互联网+”新模式，“+”的是高效便利。力推电子政务，建设数字政府，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运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以“以一网二微”为主要载体，搭建集政务公开、行政审批、便民服务、投诉处理等功能于一体的网上办事平台，提高办事效率，让政务工作更高效，努力为群众提供更方便、更优质、全方位、全天候的公共服务。据报载，为了简化生育服务流程，北京市决定今年年内实现本市户籍夫妇一孩生育服务网上登记，并逐步实现二孩生育服务证网上办理，这一政策出台，不仅简化了办理程序，也节省了时间成本。 推进简政放权，深化创新“互联网+”新模式，“+”的是公开透明。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以互联网技术为手段，“用互联网思维重构政府权责和治理方式”，把政府部门的权力和责任以清单形式明确下来，连同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向公众开放，接受社会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据悉，安徽省从四月份起正式上线试运行政府权力清单，在这个平台上，政府权力项目库、政务公开服务平台（电子政务大厅）、政府权力网上运行办事平台、电子监察平台和法制监督平台一应俱全，市民只需上网轻点鼠标，就能查看省级政府部门和试点市的权力清单。 推进简政放权，深化创新“互联网+”新模式，“+”的是务实亲民。借助建设“互联网+”新模式为契机，政务服务要接地气，以群众的诉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更好地了解民情、了解民生、解决民困，凸显了政府为民务实的本质。日前，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启动“南海政务通”微信公众号，该微信号具备新闻推送、办事指南查询等一般查询功能以及提供办事预约、进度查询等办事功能，还可以与市民进行互动、进行疑难解答、接受投诉建议等。 李大大总理指出，简政放权最终“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所有社会成员拥有施展才能的公平机会，共享改革红利和发展成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要用互联网思维读懂中央对简政放权的坚定决心和深远意义，把互联网思维运用到简政放权中，“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实际，把“互联网+”新模式作为简政放权突破口，不断完善制度供给的顶层设计，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进而全面激活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陈昭晖 广州市从化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４日电（记者 徐硙 陈菲）全国行贿犯罪档案库和信息查询平台，堪称行贿者的“黑名单”。只要登上这个名单，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果有需要都可以查到行贿者不光彩的过去。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名单？登上名单会有怎样的后果？建立这个档案库和反腐有怎样的关系？ 这个库是由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将立案侦查并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认定的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以及相关联的受贿罪等信息整理、存储而建立起来的。 一旦进入这个档案库，检察机关可以根据单位和个人的查询申请受理查询，并提供查询结果。也就是说，只要有需要，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按规定进行查询。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自２０１２年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全国联网至今年１１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４３４万次，涉及单位５７９万家，个人７９１万人。今年９月查询量达到２４．６万余次，创单月查询次数历史最高值。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高云涛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来自单位，占查询总量的９５．９％。同时，单位、个人携有关证明材料向检察机关申请查询本单位、本人行贿犯罪记录，以自证清白的，共有１３２万余次，占查询总量的六成以上。 “在项目招投标环节有１７９万余次查询，所占比重超过九成。”高云涛透露，２０１４年１至１１月，检察机关受理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主要集中在招投标、政府采购、资质审核、信贷管理、人事管理等领域。其中，最主要领域在项目招投标环节。 根据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业主单位依据有关法律和管理规定，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作出限制准入、取消投标资格、降低信誉分或资质等级、中止业务关系等处置，由其承担违法、犯罪、失信的代价，使得一向被人们错解“一本万利”的行贿犯罪变成“高风险的作业”。 ２０１２年至今年１０月，有关部门和业主单位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２０９０家和个人２４２６人进行了处置。 对于这种现象，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厅长宋寒松表示，检察机关首先是要准确录入并可根据组织机构代码进行查询。“如果公司企业变更了名称或者安博app下载，一般不能查到行贿犯罪记录，但是如果组织机构代码没有改变，还是能够查到的，将行贿犯罪记录与组织机构代码的一一对应，就会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宋寒松同时表示，检察机关还会严把审查关，尽量避免这种现象发生。比如说对公司、企业故意不查询的项目，如项目经理、法人代表，要及时予以纠正。同时加强与工商部门的配合协作，严格公司企业的信誉监管，跟踪、监督公司企业的信息变更行为，共织诚信网络。 对于反腐起到的作用，宋寒松表示，检察机关负责提供行贿犯罪记录的查询服务，有关主管部门根据行贿查询结果采取一定的规制措施，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参与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进行限制，以减少行贿犯罪机会，把更多的机会让无行贿记录的单位和个人享有。 “当然，在这项工作中，检察机关只负责建设档案库和提供查询服务，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的处置由有关主管部门和业主单位负责。检察机关‘不参与、不干预’对行贿犯罪单位和个人的具体处置。”宋寒松说。 检察机关明确表示，如果上了黑名单，也不是“一棍子打死”，永无出头之日。行贿单位和个人都有回归社会、重新开始的机会。 单位和个人行贿犯罪从生效之日起，只要不再犯罪，经过１０年就不再向社会提供查询服务。其次，有关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查询结果对被查询单位和个人作出评价，根据其规定时限进行处置，而处置时限都比查询期限要短很多。对一些整改和采取预防措施有明显成效的公司、企业，检察机关可以将其表现情况以书面形式通报有关主管部门，作为重要参考。经初步查明，２０１４年以来，陕西《健康导报》记者杨林生多次通过打电话、上门等方式，以曝光负面新闻相要挟，向余某索得现金２万元。杨林生于４月２５日被陕西榆林警方刑事拘留，于５月７日被批准逮捕。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拟依法吊销杨林生的新闻记者证，并将其列入不良从业记录，终身禁止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这是浙江省文明办与浙江省旅游局在杭州萧山机场专门开辟的出境旅游团队文明安全宣传点，供旅行社团队游客出境前集中开展行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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